三、为了避人耳目，走为上计

兵书曰：羽翼未丰而遭众忌，乃招祸之端。又说：谋未行而先令人知，乃凶兆之端。

一个成功的谋略家必须洞察巨微而不为他人所制。曾国藩为他的湘军争独立地位，并为了扩大湘军，避开众多耳目，移军衡州是典型的退避三舍，走为上计。

清朝的正规军称为“经制额兵”，主要有八旗和绿营二种。由于清政府为防止兵将相合而构成对统治的威胁，采取一有战事，各地临时调兵以成军的作法，这样的结果如曾国藩所说：

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兵与兵不相熟悉，将与将不相和睦。此营打败，彼营掉臂不顾，甚至掩口微笑，军营以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如此的兵，这样的将，岂能“平贼”？我欲练勇万名，“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湘军是后来的名称，开始称为湘勇，它的性质是保卫地方治安的，根本不能和正规军相比。也就是说，不但朝廷，而且地方官也没把湘勇看上眼。更为严重的是，湘勇受到歧视，打败仗地方官就请求解散这支非正规武装，打胜仗就会招来嫌弃。

湘军及其第一统帅曾国藩最初的日子是很屈辱的。早在湘军主力开往南昌顽抗太平军的期间，长沙的绿营官兵不止一次地起哄，公然殴打湘军弁勇，并打进曾国藩公馆。

塔齐布最初奉曾国藩之命，在长沙加紧训练湘军。绿营兵从来纪律败坏，营操废弛。长江协副将清德，目击塔齐布“谄国藩”，练兵无虚日，大为不满。他说：“将官不统于文吏，刚愎专横，昏庸自是。”清德拿出将官不应该受文官统辖的祖制，要弹劾塔齐布。他还扬言塔齐布盛夏操兵，虐待军士。还威胁说：“提督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受此恐赫，畏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为可惩多事矣”。

曾国藩对清德、鲍起豹这样的做法大为不满。他认为湘军是一支独立于八旗、绿营兵之外的“义师”，虽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无权过问。实际上，他在争湘军的独立性。1853年夏，他两次参奏清德废弛营操，清德因此被革职。同时，奏荐塔齐布，拔擢为中军参将。扬勇抑兵，用意显然。

鲍起豹与绿营官兵对曾怀恨在心。当年7月的一天，湘军弁勇试枪不慎，伤及绿营长夫，这下又惹怒了绿营兵，他们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曾国藩将犯过弁勇责打二百军棍，平息了这次乱子。不久，绿营兵与塔齐布部湘勇赌博，发生斗殴。绿营兵吹号执旗下，下城与湘军开仗，围攻参将塔齐布公馆，毁其内室。

同日晚，绿营兵汹汹满街，“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绿营兵益加肆无忌惮，包围曾国藩公馆。刺伤曾国藩护兵，几乎刺伤曾国藩。曾国藩急忙向巡抚骆秉章求救。骆表面惊讶，喝退众兵，但对这一严重事件不闻不问，司道官自然向着巡抚讲话，说曾国藩操切激变，即“罪有应得”。

曾国藩一肚子委屈也说不出。曾的幕宾等敦劝曾国藩据实参奏，请求惩凶犯、辨是非。曾国藩却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大乱，反以琐碎事来烦扰皇上，我内心十分不安。”决定“抽掣转移，急为衡州之行。”

曾国藩移军衡州，另外还有一番打算，他认为在衡州练兵，不像在长沙省城之地，耳目众多，“动多触碍”。走避山乡，若捐款多，则多练弁勇，若捐款少，可以少募弁勇，张弛伸缩，“惟吾之所自为”，别人不能横加干涉。1853年9月29日，曾国藩随同湘军移驻衡州，就是现今的衡阳。

当时，募勇练兵万名，独立于八旗、绿营之外，兵籍不归兵部，不受总督、巡抚节制，很容易引起朝廷和督抚的猜忌，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着实花了不少“格物致知”的功夫。他认定江忠源率领楚军，辗战广西、湖南、江西，在短短的二三年中，由一个知县官拔擢至司道大员，是因他屡立战功，他找到了一块挡箭牌，对外打出为江忠源练兵的旗号。挡箭牌都有了，还要有他打出的旗帜是“为澄清扫荡之具”。帮助清廷平乱，这个旗帜够大的，别人不再说三道四了。

曾国藩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赤手空拳，没有向户部讨一分钱，利用他团练大臣帮办的地位与各种公私关系，纠集了一批崇奉理学的儒生为骨干，筹建成一支具有水陆师的湘军，表现出他反对太平天国的决心与惊人的组织能力，也表明他不是平凡无能、畏葸懦怯的人物。

曾国藩在晚年，偶尔也很得意地总结自己何以成功，说到湘军，他毫不隐讳地说：“湘军之有战斗力，主要是由于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在这里，曾国藩的话只讲了一半。实际情况是，湘军水陆师的营官、统领全部由他委派或批准，统领并不是根，真正的“根”是曾国藩，由根生干、生枝、生叶，故粮饷虽出自公款，统领、营官等皆“若受其私惠”，所以他拥有湘军的绝对指挥权，湘军也仅仅听命于他的指挥。他在湘军中的地位，绝非他人所能代替。曾国藩为了使湘军变成“曾家军”，于筹建湘军时，大造他组织的湘军是“义师”的舆论，在编立营头，委派营官、统领等时都作了精心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