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待价而沽，为集团争取待遇

曾国藩通过湘军的创立为自己造了一个“大局”。湘军的名份、旗帜都有了，但这仅是表面的精神安慰，他还要保证“局中人”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为此，他脱下谦逊的外衣，伸手向清廷要官、要权、要职位，当然他的“要”是很讲究策略的，这就是他独特的“取予”之道。

清政府猜忌曾国藩由来已久，曾国藩愈是对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水陆师的战功与兵力的强大铺张扬厉，清政府就越加猜忌曾国藩，越加害怕兵数如此之多、战斗力如此之强的部队落入曾国藩的手中。

在清政府看来，李、杨部湘军水陆师由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与受官文节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掌握，当然比曾国藩掌握要保险得多。因此，当1857年，曾国藩声望日炽的时候，清政府接到曾国藩的有所请求的奏折、奏片后，却置若罔闻，不问不理。曾国藩被装进了闷葫芦。

对于清廷的这种装聋作哑的做法，曾国藩自有妙策，他很快上了一个《目疾请假折》。他说：“微臣现患目疾，恳恩赏假一月”。所谓“臣现患目疾”，是“政治病”，是借口生病，表示倦勤。其实，他在赏假的一月中，是在等候清政府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拨还给他，由他指挥湘军进攻九江。一个月早已过去了，清政府对他的请求依然搁置不理。曾国藩满心委屈，一肚皮怨气。

1857年2月27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湖南湘乡原籍。3月6日，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他父亲的死耗，半是哀伤，半是怨恨，想起清政府对他不公、不平的待遇，无以自解。3月11日，曾国藩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他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对江西军务来一个撒手不管。

清政府对于曾国藩的这一做法也不深究，赏假三月，在家治丧。7月26日，曾国藩上《沥陈下情恳请终制折》，奏请开去兵部侍郎署缺，恳请在籍守制。曾国藩本来想利用父丧在籍守制的机会，向清政府要挟给予湘军与绿营兵同等的地位与待遇，给予他总督、巡抚的官位。谁知8月8日，清政府批准了开去他兵部侍郎署缺，命令他在籍守制，实出他意料之外。

论者每以曾国藩因争个人的地位、权力而上《恳请终制折》为不智，殊不知曾国藩所争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权力地位，他同时在为湘军争地位，争待遇，而争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又是与整个湘军的地位与待遇是互为表里的。所以，他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激起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1857年8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

一旦攻克九江后，或攻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公不来，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厚庵、雪琴同志，而水陆途分、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教之。盖蒙先生让我出山，仍当恳请带我归里。

这里的“公”是指胡林翼，字润芝；雪琴又叫杨岳斌，字厚庵；彭玉麟，字雪琴。

曾国藩人在湘乡，所部将领与他书札往返不绝。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成日“格物穷理”，没有“格”出他被消除兵权的真正原因，在家中又气又恼，愤愤不平。他写信给邵懿辰发牢骚说：

考经典中言夺情事，惟《公羊传》较详，孔子以三年之丧而从其利，微示讽戒，则固未深许也。后世夺情，大约君固留之，臣固辞之，两尽其道，未有君以为可去，臣自请夺情者也。近世官场，丁忧率不回籍，或奏、或咨留营、留省，自请夺情，习为常例。鄙人不幸，两次夺情，皆介乎可去可留之间，进退之际，茫无依据，至今惶愧。

曾国藩在为自己父母的去世在籍守制，而咸丰帝没有命令他夺情而鸣不平。他在家守制愤懑不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他脱离部队后，时刻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如他所说：“江右军事，刻不去怀。”进而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扰，不能摆脱”。

曾国藩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地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令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1858年4月，翼王石达开督率所部十余万打进浙江，猛攻衢州，苏、浙震动。清政府原拟命浙江布政使李续宾领兵入浙，胡林翼借口皖、鄂军情紧张，拒绝抽调李续宾赴援浙江，实际上他在搞釜底抽薪之计，迫使清政府起用曾国藩领兵入浙。

清政府又命和春领兵赴援，和春害怕与石达开作战，借口生病，拒不赴命。遇到这种大事，湘系内部是声气相通的。像石达开入浙，与湖南并无利害关系，然而湖南巡抚骆秉章上奏请求朝廷起复曾国藩统兵赴援。

1858年7月1日，清政府迫不得已，命令曾国藩由原籍迅速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并命萧启江和王鑫遗部张运兰等部归曾国藩指挥。7月13日，曾国藩在湘乡原籍接到清政府的命令，不禁感激涕零，他说：“圣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余之丧，又令起复，以免避事之责。感激之诚，匪言可喻。此次出山，当‘约旨卑思，脚踏实地，但求精而不求阔’。”

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大有“大干一场”的士气，他行色匆匆，投入局中，7月17日，从湘乡起程，22日到达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抚署机要幕客左宗棠等会商援浙军事，决定调用在江西的萧启江、张运兰、朱南桂、胡兼善等部，又调吴翔冈部一千二百余名湘军，拟与李续宾会晤后，从李部调拨步队一千、马队百名，以上各部总兵力已有八千左右，加上原在江西的李元度部平江勇，总兵力已超过万名。

8月3日，曾国藩从长沙抵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等事宜，协调与湖北湘、楚军的作战部署。以后，曾国藩从武昌顺流而下，10日，至巴河，先后会晤了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彭玉麟、刘蓉、唐训方等旧部，商谈援浙军事。曾国藩提醒李续宾打仗必须与水师相辅而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19日，行抵九江，杨岳斌前来晋见，祭扫了“塔公祠”，假以笼络军心。

8月18日，曾国藩从湖口坐湘军水师战船前往南昌，杨岳斌随船送至南康，彭玉麟率水师战船护送至南昌。9月10日，行抵贵溪。这时，浙江巡抚晏端书已保举湘军将领李元度为浙江温处道道员。曾国藩对此行非常快慰。这可以说是“尽性”的一个收获。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尺蠖之曲，既能尽性，又能知命。似有意，似无意，二者的关系又处理得维妙维肖。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尽性与知命，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他们或有意或无意产生这样的倾向，即有多少耕耘就该有多少收获，不然的话，就会悻悻然、愤愤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

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就是命。但相信天并不等于放弃努力，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而是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努力以及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

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并非晚年才有，早在咸丰年间就已思虑成熟，他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一悔一硬，柔中显刚，主静藏锋，可进可退。正是这种思想使其游刃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