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儒、佛诸教积世益盛，不似其在出生之国已显衰微。儒教在中国以何时为最盛，未易指定。君主有所好，能致盛于一时，其盛未必为国庆。新朝之英主推奖儒教，非不善，惟昌平稍久，而君主好儒教，则恒见其国势不振。此徒有舟中讲大学之嫌。

中国之儒学，假令无关于国势，亦不见其经代渐有进步。宋或优于唐，而明不胜于宋，至清朝非无名儒，而儒教感化群会之力已疏矣。惟进官路者以考试为梯级，故仅维持其儒学而已。

佛教在印度失势已久，转入中国，一时极隆盛，经年渐衰或见恶化。如近时，更无可称佛教者。在日本则不然。

佛教与儒教，皆传自外国，初就外人而学之，久劣于母干，然渐收吸之，而消化之，不徒尽学其师之所有，且自进出其上。战国之际，学文字者少，而不顾儒教。近三百年，儒道研钻渐加其深，举中国累代所攻究而吸收之。在中国，以国家之力护持经典，有时修大疏释书，此非日本所企及。然至讲究其实质则日本不必劣焉。考证之精在乎彼，真儒则反存乎此，惟取考证于彼之书耳。如伊藤仁斋，能考彼之所不考，且躬体之。盖宋儒出于国威不振之时，或谓宋之灭因儒使然。至日本之儒则有活用，能使国威震扬。观于靖献遗言，可见其学问融化之力。儒教逐年益进，迨幕府之末，则鸿儒辈出。（东湖、拙堂、天山、渔邨、息轩、宕阴、金陵、方谷、鹤梁、声牙等。）

佛教有大经典，又别有“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之教。如战国之世人多不知文字，故是道尤易入人心。其间念佛亦盛行。后至治平之世人多读书，而有他教派之弘布。惟传心之教与念佛派活用其教法益盛。幕府之末多出名僧，即无杰材，而成名者不少。（承演、奕堂、日辉、痴空、忍向、超然、龙温、行诫、承珠、莲月尼等。）

儒、佛二教非不显其弊，腐儒污僧亦不可胜算。然得其真体而不拘于形式者，不乏其人。二教未尽其所能达，而尚有发展之余地。然当时融化已尽其度，则无疑焉。材料之乏则有之，融化不及则未见也。盖因国情适于思想之自由及磨炼耳。学艺之在国中，或由外传进者，皆莫不见融化。其后通交于欧美而吸收其新思想，毫不觉其难者亦因此情也。